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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让我们更为强烈地感受到的，便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面对外侮强敌时所展现出的宁折不弯、舍身取义的民族气节。小方大二那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拉开侵略中国的序幕。小方家境殷实，相貌英俊，身材高大硕壮，个人条件优越，在中法大学读的是经济学。但他却不安于自己的小生活，也没有从事一天的经济工作。1935年夏大学毕业后曾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短暂工作，正是在那里，他与吴寄寒、周勉之等一起组建中外新闻学社，担任摄影记者，从此便以笔和相机为武器，投身到汹涌澎湃的抗日斗争之中。例如1936年12月4日，方大曾从北平出发前往绥远前线采访，长达43天，全面报道了著名的“绥远抗战”，拍摄照片数百张，写出了《绥远军事地理》、《绥东前线视察记》等战地通讯[8]。在他留存于世的837张底片中，也以抗战为主题的作品为最多，其中包括报道“冀东伪政府成立一周年”和“绥远抗战”两个专题[9]。而在他大约三十篇的文字报道中，抗战题材更是占据了绝大多数。其中就包括失踪前写的最后一篇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渗透在这些影像和文字之中的，是国难的深重，战争的残酷，人民的不屈，和必胜的信念，这既是民族与国家之魂，也是小方的个人之魂。

一个25岁的年青生命，便具有如此深邃的眼光、博大的胸怀、鲜明的爱憎和义无反顾的勇气，除了优秀民族文化精神的熏陶，恐怕也与他较早接爱进步思想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这方面的资料虽然不多，但以下一些细节却启人联想：

还在小方读中学时，他的一位同学李续刚（建国后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因进行革命活动而被反动学校当局挂牌开除，小方为了表示抗议而留下历史见证，就把那张布告拍了下来[10]。

1930年小方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曾与诗人方殷一起编辑《少年先锋》杂志。“九·一八”事变后，他加入“反帝大同盟”，编写过反帝机关报《反帝新闻》。也是在中法大学期间，方大曾因参与党的外围组织红色互济会之事，与中法大学教授范文澜、王慎明（王思华）、阮慕韩一同被国民党省党部逮捕，出狱后遭校方降一级处罚。所以原本四年的大学，他却读了五年，于1935毕业[11]。值得注意的是，同时被捕的前三人均为教员，只有他一个学生。

那时常去方家的诸多客人，后来知道，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就连小方，从各种迹象加以判断，也应当是有组织关系的”[12]，只是缘于各种原因而难以证实。

“卢沟桥事变”后，根据周恩来指示，以当年方大曾参与创办的天津中外新闻学社为底子，于1937年9月5日在太原成立了全民通讯社（简称“全民社”），李公朴任社长。当时正在同蒲路活动的方大曾，担任了全民社的战地摄影记者[13]。

或许正是因为受着进步思想的影响，使得小方能够运用先进的思想方法，更早地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和未来战争的走向，从而得出许多后来得以印证的判断，不仅在当时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也令后来者折服。例如：

在通讯报道《从集宁到陶林》里，在目睹了令人震惊的原始劳动条件后，小方对挖煤农民不仅寄与同情，更相信他们必将得到解放：“我想，他们总会得到解放吧……我确信这不是幻想，因为有千百万的人，正为着人类的光明在工作，在努力，在斗争。”[14]

在《兴和之行》通讯中，小方鼓动着读者：“中国的出路，只有打上前去，打到多伦，打到承德，直进到东三省去！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抱着绝对胜利的把握，因为在失去了的国土上，还住着我们的同胞，他们将举起了枪，在热烈的欢迎我们，要收复失地，并不是难事。”[15]

在《芦沟桥抗战记》中，小方预言：“我站在芦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景色，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芦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16]

1937年8月5日至20日，小方来到北京南口、居庸关一带采访战事，在《血战居庸关·新的长城》报道中写道：“但是这里何来阵地？一些临时工事亦被炮火轰平，居庸关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看到它的模样了，有的是我们忠勇的抗日将士的血肉所筑成的一座新的长城！”[17]

三、方大曾是人类良知与正义的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