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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黎的乐善好施早在他年轻务农时就体现出来了。他自己身无分文，但当得知牧场合伙人要结婚且担心婚后生活困难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把属于自己的半份牧场资产慷慨相赠，自己离开了。他在上海为改善底层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与资本家据理力争，利用假期自费去绥远和洪湖赈灾做义工。工合社员基本上都是失业工人和穷苦难民，培黎学校招收的大都是孤儿难童。所有这些善举如果没有一颗闪光的慈善心是根本无法做到的。“雪中送炭”就是艾黎的公益慈善心的质朴写照。

艾黎一生都是给予，从没想过要什么回报。早年在上海工部局的工作待遇是很优厚的，但他自愿放弃优越生活，为工合事业和山丹学校奔波操劳。有段时期，山丹培黎学校资金很困难，他把这个情况写信告诉了母亲，没过多久就收到母亲寄来的1万新元，那是老人家辛苦攒下的养老金，慷慨的给他用于补助学校。艾黎成立工合国际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在国际上募捐资助工合与山丹学校，在新西兰、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的朋友，都积极响应支持艾黎的事业，源源不断送来物资与资金，总计达到500万美元之多。要不是被他的慈善心感召，哪来这么多人给予如此巨大的资助。

艾黎视财富为浮云。朋友送给他那个年代十分稀罕的收音机、照相机、手表等贵重物品，他常会转送别人，并且找出一个可以让你安心收下的理由，比如说螺丝松了云云。他每月工资800元人民币，如有节余就捐给在建的山丹培黎学校，或购买图书寄往山丹培黎图书馆，全部用来做支持西部建设的扶贫公益。他喜爱收藏中国文物，但没把这些珍宝看成是私家财产。1980年他写信给山丹县政府，决定把收藏了一辈子的近4000件文物全部捐赠给山丹。这些文物现在收藏在山丹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成了丝绸之路古城山丹的璀璨明珠。

视工作为生活的全部，平易近人、生活俭朴、谦虚低调、待人真诚，信任同志

艾黎视工作高于一切，他说，一个人不能停止工作，文革期间斯特朗写什么都错，她就干脆什么都不写，结果身体垮了。因此越是晚年越不能停止工作。艾黎最后几年因白内障看不清字，打字机不能用了，就一手举着带光源的放大镜，一手写字，有时甚至会将下一行重叠写在上一行上面。即便如此依旧笔耕不辍，一直到去世前几天还在写作。1980年5月艾黎访问四川广安时突发心脏病，友协副会长刘庚寅带着邓小平和邓颖超的口信和王炳南会长的慰问信专程去探望，劝他回北京休养。他坚持要按行程继续走下去，他说：“地方同志都准备好了，我怎么能不去？除非把我戴上手铐带回去。”1983年考察河南工合，当地记者问他如何看待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他说，“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

艾黎平易近人。他享受部长级待遇，在所有在华外国专家中位列首席贵宾，但从来不摆老资格。他每天下午去公园散步，主动与游客用中文亲切打招呼。在外地考察座谈，与基层同志老工人老农民交谈十分自在融洽。友协当时有一个水电维修工，每当艾黎家里出了水管电路等问题，都是这位憨厚的老师傅来修理。艾黎往往是先倒上一杯咖啡，加上两块方糖，请老师傅喝完咖啡再动手维修。北京当时有个工合残疾人剪纸合作社，经营困难，为了鼓励支持他们，他不仅前往参观访问，还带去一些美观新颖的圣诞卡片供剪纸社参考设计，并与新西兰方面联系推销剪纸作品。有一次为了接待河南农民画家来访，宁可调整原来计划接待美国客人的时间，还准备了丰富的茶点。艾黎热爱中国普通人民，毫无架子，和蔼可亲，令人肃然起敬。

艾黎一贯生活简朴反对铺张费浪。他穿着不讲究，很少添置衣服，特别喜欢苏菲为他亲手织的红色毛衣，一直穿着，补了再穿。艾黎有一次访问南方一个县，县领导得知他是位德高望重的国际友人，免不了要高规格接待，唯恐照顾不周，结果在一条小船上的午餐也摆了两桌，上了白酒。艾黎发现后脸色一沉，一声不响，简简单单吃了碗米饭就退席了。事后县领导感觉十分惭愧，对艾黎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艾黎是从艰苦岁月走过来的，生活简朴，即便后来身居高位，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始终不变，体现着他精神世界的美好与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