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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黎是谦虚低调的楷模。他讲话写文章不用第一人称，说自己就是个“乡巴佬、土包子。”他一直把自己看成是普通民众的一份子，是别人给了他巨大的帮助，即便有了一点成绩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去世前几天他还在给新西兰朋友写信，强调其他人的工作如何重要。他强调团结协作，共同努力，倡导努力干一起干，他的代表作就是《有办法》和《人民有力量》。他一辈子有这么多功绩，但自己从来不说，也不让别人夸奖。《艾黎自传》是王炳南会长几番动员劝说后他才勉强同意的。《自传》出版后他也没主动送过别人几本。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与大家一起工作的时候他最快活。他在《自传》序中说，“我一生中最满意的一段时期无疑是在甘肃山丹同农村青年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艾黎待人真诚信任同志。他翻译诗选采用与中国同志合作的方式，写自传也是如此，主要由吕宛如、王効伯等同志根据他的口述录音整理编辑，然后他修改审阅敲定而成。艾黎对我们秘书、管家、厨师和服务工作团队关心体贴，尽量照顾。山丹县政府派王自刚等同志来接收他捐赠的文物，艾黎说你们自己挑，墙上的柜子里的你们都拿走。他没有任何手续上的要求，是王自刚等同志主动一件件清点，登记造册，最后交给艾黎一本文物清单。艾黎习惯用一种真诚的态度与方式和同志们来往，总是让人感受到和他一起的日子如沐春风。

是一个富有大爱的人，终生未婚，却有个温暖的大家庭

一些同志关心艾黎的家庭生活，问为什么他终生未婚？艾黎的亲密朋友马海德在《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一文中写到：“他是一个感情真挚而深沉的人，他需要家庭的温暖，但是，干革命是要担风险的。为了革命的利益，他牺牲了个人的幸福，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事业。”

解放前，艾黎的处境十分危险，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生命。在创办工合与培黎学校的10多年里，他要么在穷苦的乡村奔波，要么在贫困的山丹拼搏，生活的艰苦我们恐怕难以想象。他不忍心让家庭生活在这样既不安全也不安定的环境之中，况且工合与学校有那么多事情需要他处理和操劳，根本没有成家的条件。

1958年，艾黎搬入友协大院居住，他的生活才基本安定下来，那时他已年过花甲，个人婚事也就索性放下，专心致志工作了。艾黎说，解放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谁都可以胡编乱造一些我的故事，不能连累家庭。艾黎没有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婚姻，更多的是担心会不会给家庭带来麻烦。马海德夫人苏菲2010年5月10日在电话里怀着十分崇敬的语气跟我说：“艾黎是个君子，特别道德。”

艾黎虽然单身，但他从不孤单，虽未成家，但他拥有一个特殊的温馨大家庭。在上海时期，艾黎于1929年收养了从内蒙绥远灾区送来的一个难民孤儿段士谋，1932年又收养了湖北灾区的一个难民孤儿黎雪，办了收养手续，送他们上学，又把他们送到延安参加革命。黎雪是商务部干部。段士谋继承艾黎的事业长期担任兰州培黎石油技校副校长，直到离休。由于路途遥远，工作繁忙，他平时不常来北京，但一直牵挂着艾黎，不断书信往来，父子感情深厚。

山丹培黎学校有个聂家四兄弟，他们的生父是地下党员，被国民党通缉，母亲病亡，何克勇敢地收养了这四个孩子。1945年何克临终前托付给艾黎照看。解放后四兄弟都上了大学，成为工作上的骨干。老大和老三在外地，老二和老四在北京。老三聂广涛经常应邀写文章做演讲，介绍山丹培黎学校历史和前辈的革命故事。老四聂广沛长期在艾黎的床边搭个小床陪住。解放后，艾黎还尽心培养邓中夏烈士的侄子邓邦镇成为一个油画艺术家。邓邦镇为艾黎的著作配插图，并多次完成作画任务。

这些中国亲人珍惜艾黎在战争年代和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的救命之恩和宝贵人生教育，周末节假日都来看望陪伴照顾他，以表达他们无尽的感恩之心。

工合创始人之一卢广绵和其他工合老同志几乎每个月都来商量工合事务，许多培黎学生怀念艾黎的再造之恩逢年过节都要来看望老校长，甘肃省人大副主任李屺阳多次来介绍山丹学校重建工作，老朋友刘鼎和张心一经常走动互致敬意，友协的同志也来请教翻译和国际问题，征求日常接待工作的意见。1985年7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派人送来一篮新鲜荔枝，致以亲切的夏日问候。1986年艾黎的妹妹乔伊从新西兰来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