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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格博永远记得，有一年冬天，他在草原骑行，被寒风吹得浑身僵冷，跌落在一顶帐篷边。帐篷里一位阿妈脱下他的靴子，将他冰冷的双脚揣进袍襟，用体温为他暖脚，才免于被截肢。“我从没在哪本书里读到过这样真实的崇高。”

　　和亚格博同年进藏的大学生李泉昌，一个风风火火的小个子，为确保工程所需木料顺利运达，自告奋勇去探路。不料，车从200米高的悬崖摔进了怒江……

　　李泉昌的棺盖，是亚格博亲手合上的。“2006年，是我们进藏30周年。我从北京赶回那曲，在烈士陵园里大哭了一场，哇哇大哭。”

　　还有牦牛。1977年冬，亚格博一行被暴雪困在零下30摄氏度的阿伊拉雪山，饥寒交迫中撑了5天4夜。嘉黎县委得知消息，连夜动员各家各户烙饼子送去救援。救援车开到中途陷住，换成马队，马走到雪深处又陷住，换了牦牛。

　　“我们几近绝望时，看到雪际出现一片黑点，知道县里的救兵到了。被困的人们捧着饼子，看着在雪地喘着粗气的牦牛，很多人都哭了。是牦牛救了我们的命。”

　　多年后，亚格博常讲起这个故事。他创建牦牛博物馆的“执念”，正是源于这个雪夜。

　　“藏北有文化”

　　其实，亚格博选择文化援藏，起点也是这段藏北岁月。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崇尚读书的年代。远在藏北高原的援藏青年“亚格博”们，同样热爱读书。“高原生活是孤寂的，那时还不太会藏语，有时好多天找不到人交流，只有读书。”

　　亚格博工作的地方，从县城出发，骑马要走三天。每月发工资，县里会派人骑马送到乡里。他委托送工资的人，只要新华书店有新来的书，都买一本带过来。

　　阅读之后就是写作。写小说、写诗，亚格博成了一名标准的文艺青年。

　　在西藏，素有“藏北没文化”的说法。1984年起，亚格博历任那曲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局长。在“没文化”的地区当文化局长，他不服气，一心想撕掉这个标签。

　　盖群艺馆，建影剧院，办那曲史上第一个摄影展，拍藏北史上第一部电影，提着一台录音机、两箱大号电池请格萨尔民间艺人录制格萨尔史诗，培养西藏本土文艺人才……

　　“没文化”的那曲，渐渐成为西藏文化氛围最热的地区和文艺爱好者的大本营。亚格博接待过很多很多远方来客，当中有久负盛名的老诗人蔡其矫，也有未来的先锋作家马原，先锋戏剧先驱牟森，《流浪北京》导演吴文光……

　　1985年，亚格博带领当地文化局治穷致富工作组到双湖县察桑乡驻乡。双湖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曾是人迹罕至的无人区。工作组在那里一驻3个多月，终日面对的是无边的空旷和寂寥。

　　日后随亚格博建博物馆的尼玛次仁，那时刚20岁。他记得，在双湖的那些寂寞长夜，其他人点着蜡烛喝酒聊天，亚格博独自在一旁读书，还用单卡录音机放《命运交响曲》。他读书用的蜡烛，滴出的“烛塔”有一米多高。

　　“他帮过许多藏族朋友，比如第一个获鲁迅文学奖的藏族作家加央西热。”《西藏人文地理》主编嘉措回忆，加央当时连完整句子都写不太好，但对文学充满热情。亚格博鼓励他学习，指导他写作，还把他调到文化局，让他从事文艺创作。

　　1985年，马原打算应聘拉萨饭店总经理，亚格博听到消息，连夜颠簸数百公里赶到拉萨，只为讲一句话：“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总经理。你马原去做了总经理，中国就少了一个好的小说家。”

　　“追梦回高原”

　　和西藏的情谊扎了根，发了芽，就再没一天停止生长。

　　1991年，亚格博被调至北京市委宣传部，之后20年，他从普通干部做到北京市委副秘书长，随后出任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工作越来越忙，但他从未与高原中断联系，每年都要回西藏一趟。他也会在北京招待众多西藏来客，人们戏说他家是“西藏第二招待所”。

　　2008年，亚格博的老部下次仁拉达因病去世。次仁拉达的女儿桑旦拉卓，成了亚格博的藏族女儿、藏文老师和他那座博物馆的“创馆”馆员。“他对我像对亲女儿一样，是我的第二个父亲。”桑旦拉卓说。

　　亚格博爱他的西藏朋友们，也被他们所爱。在离开高原的日子，他始终惦念西藏，促成了许多西藏题材书稿的出版。但是，他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

　　跟朋友闲聊时，他说自己将来一定会为西藏做一件事，但不是出书——那不足以表达他对西藏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