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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格博当年在北京的办公室，挂着他在西藏下乡时跟次仁拉达、尼玛次仁等人的合影。还有1985年他用傻瓜相机拍下的牦牛干尸，那是一头耗尽气力、倒在驮运路上的驮牛，它的头颅和双角至死都朝着前进的方向。

　　忙碌之余，这个北京干部会对着旧照片怀念高原大地。在夜里，他常梦见雪山和草原。“我热爱西藏的土地和人民，我总觉得自己不该是高原的过客，我的后半生应该会与西藏联系在一起。”

　　2010年冬，亚格博做了一个梦，梦中的电脑屏幕上，“牦牛”与“博物馆”两个词像动画一样拼在一块儿，变成了“牦牛博物馆”。

　　梦醒后的一个月，像怀揣不可泄露的天机，他压抑着激动，熬夜查资料，做PPT，一点点完善“牦牛博物馆”的创意。

　　他发现，全世界92%的牦牛生活在中国，其分布与藏族族群分布基本一致。约3500年至4500年前，青藏高原上的人们将野牦牛驯养，从此，藏族驯养了牦牛，又被牦牛养育。

　　有人说：“没有牦牛就没有藏族。”藏文教科书上也有这样的谚语：“凡是有藏族的地方就有牦牛。”

　　亚格博希望能通过牦牛这一载体，呈现其所驮载的西藏历史和文化，最终形成一个西藏文化符号。

　　回高原的时候到了！

　　2011年，离开西藏整整20年后，他向北京市委提出辞职，申请返藏实现他的创意。

　　虽然那时他已经57岁，从没做过博物馆工作，辞去领导职务后，只有一个PPT。

　　“生死1厘米”

　　“从侧面端详着他那张坚毅的脸。”

　　1986年，马丽华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以这样的开篇，写亚格博和他的援藏战友们在高原上的奉献与牺牲。

　　30多年后，在亚格博拉萨的家里，挂着一幅画家朋友为他创作的画像。画中的他，轮廓更刚毅，双耳下长出了一对牛角。

　　说不清这是怎样的巧合，仿佛他这人有牛的脾气、牛的坚毅，还将与牛结下不解之缘。

　　2011年，亚格博提出辞职时，几位北京市领导听了他的博物馆设想，认为可以丰富北京对口援藏工作的内涵。市委决定，将牦牛博物馆纳入援藏工程，这让本来想“化缘筹资”建馆的亚格博分外惊喜。

　　那年6月7日，亚格博踏上了二度进藏的旅程。此时的他如西行的玄奘，知道要去哪、要做什么，但并不清楚将走多远的路，经历多少“难”。

　　在拉萨河畔的仙足岛，亚格博租了房子作住所及临时办公室。他每天不停地拜访和接待各界人士，一遍遍播放他的PPT，宣讲创意，寻求支持。

　　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亚格博离京前，听他介绍牦牛博物馆的设想，认为要能做成，将是一家“国内填补空白、世界独一无二”的博物馆，当即表示一个月内会去拉萨看他。

　　“我一个月内如约到了拉萨，我很替他着急。他当时什么都没有，一件藏品、一寸建筑都没有，只有两个藏族青年当临时志愿者。”单霁翔自告奋勇，成了第3号志愿者。

　　单霁翔有理由为亚格博着急。虽然博物馆资金有了着落，但具体的建设工作，每推进一步都太难。

　　亚格博像是回到了30多年前，那个孤独骑行找寻麦地卡的雪夜。

　　2011年9月7日，返藏满3个月那天，一心想着“馆事”的亚格博，去超市买东西，恍惚间一头撞碎玻璃门，被紧急送往医院。

　　被玻璃切破鼻尖，医生说伤口再往上1厘米，他可能就牺牲了！亚格博却只希望伤口千万别感染，如果感染，他就不得不离开西藏回北京治疗，牦牛博物馆八成就黄了。

　　这次事故引起了北京市和拉萨市领导的关注。在领导过问下，牦牛博物馆筹备办公室挂牌，北京市又给亚格博加挂援藏指挥部副总指挥头衔，方便他开展工作。

　　工作人员也陆续到位：微博上招来的志愿者、地方借调的工作人员、养女桑旦拉卓、曾在西藏工作过的龙冬……

　　老部下尼玛次仁当时在拉萨建材市场销售地板。亚格博一召唤，他关了店，丢下能赚钱的生意，成为牦牛博物馆的专职志愿者。

　　北京电视台的援藏记者王健，看着“怪老头”亚格博在拉萨寒冷的冬天出门办事全靠走，实在看不下去，决定帮他跑腿。单位援藏任务结束后，他又申请多留了几个月。

　　“寻牛六万里”

　　建博物馆，文物是关键。

　　为搜集文物，2012年起，亚格博带着志愿者，开着一辆借来的越野车，开始对牦牛产区做田野调查，总行程长达6万里。

　　旅途里最宝贵的收获，是他们这些要做“牦牛博物馆”的人，得到了最懂牦牛的藏族牧民的理解。

　　藏文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概念，亚格博跟人解释，他要建的是个“亚颇章”，即“牦牛的宫殿”，这迅速赢得牧民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