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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生产主体的角度来看，公安影视创作里一直存在着过真与过假的悖论[8]。过真主要是为了吸引观众眼球，种种公安技术手段如红外线取证等，常被无比真实地展露在观众面前，这些细节在吸引观众的同时，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增强其反侦查能力，给公安机关之后的侦破工作带来困难。过假的悖论则表现在一些不合理的形象塑造上。一些影视作品，比如《玉观音》为了增加噱头，添加卧底爱上毒枭的情景；或是像《征服》里夸大犯罪分子的影响力，一些黑帮老大称霸一方，在势力范围内为所欲为，罔视纲常法纪，这样一种虚假的拟态环境难免会使观众对现实治安秩序认识发生误解，对公安机关的执法能力产生怀疑，公安机关的形象大打折扣。

过假的悖论需要创作者考量现实，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人民警察职业规范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艺术加工，传播正确的价值观。而过真的悖论是需要借用鲍迪里亚提出的拟真、超真实两个重要概念来进行解释。拟真是从模型出发的复制，以符码拟像取代真实。在真实世界中，对真实世界重现和反映的“表现”(representation)发挥核心作用[9]。而超真实世界作为拟真的产物，“表现”让位于“呈现”(presentation)，通过媒介手段，用虚构或模仿的事物来代替“真实”，从而规避了过真的悖论。当前公安影视作品的创作也可以部分超越现实，建立在超真实的情景下，通过符码拟像，避免暴露在真实的公安工作中所采用的手段和技术。《毒战》的导演为了解决审查问题，设计让其他缉毒警将孙红雷扮演的卧底警察抬进装满冰水的浴缸里，压制他毒瘾发作。于大众而言，这是“真实”的情况，因为在超真实世界中，观众是在回应符码指令，不是主动地追寻事物的本真存在，是一种复制/回答的单向程序[10]。这样既能保留必要情节、满足艺术效果、吸引观众的眼球，又能符合公安题材影视作品特殊的审查标准，实现对公安工作特殊操作的保密。

（四）保证作品质量

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影视产业兴盛背后是文化的苍白与部分价值观的扭曲，文化传承让位于票房红利。所以，文化生产者对作品质量的把控依然不可松懈。以文化生产——消费模式的观点来看，首先，市场促进了文化产品的多样化，消费者的审美追求经过不断拣择，潜移默化地进行了升级。观众不再为只有震撼场面、大咖演员、情节单一的作品买账，他们开始追求作品的叙事结构、演员表现力以及文本深度。其次，消费者对作品质量的高要求反过来亦能优化文化消费环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曾论述过，艺术产品的质量会因主体素质的提高而达到更高的水准，而艺术产品质量的提升又不断促进主体的艺术欣赏水平和思想境界乃至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11]。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制片人郭现春对公安影视创作提出3个“坚持”的要求，其中一个便是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12]。

当前的公安影视作品中也不乏精品。它们植根于时代土壤，尊重现实，又进行了合理的艺术创作和升华。2017年开始播出的《巡逻现场实录》系列纪录片，通过镜头真实展现上海市基层民警执法一线情景，播出后获得了一众好评。摄制组深入基层用心调研，历时4个多月，同巡逻民警一样三班倒，昼夜蹲点在上海36个基层派出所，拍摄了748个出警案例，跟拍了近200位一线民警，观众们直观地看到了基层民警忙碌于处理街头巷尾的琐碎纠纷，对于公安工作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创作者俯下身、深入生活去挖掘这些素材的态度，既让观众产生了认同感，实现了生产与消费的良性互动，又保证了作品的质量，使作品具有了灵魂，对后续公安影视作品创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