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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长江大桥上，一位值班民警看到我们的媒体车，庄重地向我们敬礼致意，那一秒我差点儿哭出来。那一刻，我特别想呐喊：武汉，别怕！有我们与你一起风雨同行，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战胜疫情！

这么多天，我们已经经历了武汉的风霜雪雨，春天的脚步正在临近。新冠肺炎的确诊数字每天都在下降，胜利就在眼前。

“因为珍重生命，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治生命”

■ 范显海 解放军报记者

不入战地，不知生命的渺小；不入战地，亦不知生命的伟大。

武汉告急，战“疫”打响，军人就该上战场。大年三十晚上，我接到了支援湖北的命令，第二天到达武汉。这里没有硝烟弥漫，没有枪林弹雨，却残酷壮烈。

来武汉后，“怕不怕？”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人，也被很多人问过。“怕”多数人都会这么说。“为什么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多，“因为军人职责”“因为医生本分”“因为对生命的珍重”……因为珍重生命，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治生命。

我不是医护人员，不能救治生命；但我是摄影记者，我可以见证，见证用生命捍卫生命的伟大。到战场就要上一线，只有和战士并肩才能见证真实的战斗。我进了7次病房，3次进的是重症监护室。在那里，我看到了医护人员在战“疫”一线冲锋陷阵，记录下了该让所有人都记住的奋不顾身。

像医护人员一样穿上防护服，我体验到了刚穿上时热得出汗、内层衣服湿透了又会冷；明白了戴两层口罩呼吸困难、勒紧了会把鼻梁压得很疼；感受到了护目镜像“紧箍咒”勒得头痛恶心、起雾了看东西很费劲；知道了带3层手套干什么都不方便、手还会麻。医护人员每天都要进病房，带着这些感受与病毒“零距离”交锋，而他们真正承受的还有更多：因为怕家人担心，很多人一直瞒着父母；因为不能上厕所，不敢多喝水，或穿上成人纸尿裤；因为太累，坐着、靠着都能睡着，还有晕倒的。他们在和时间赛跑，在和死神搏斗，换来的是治愈患者的点赞、鞠躬、军礼和热泪。

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了解生命而且热爱生命的人。”2020年的春天，中国武汉，无数生命为其他生命“逆行”。在这里，我看见了什么？记住了什么？答案是“生命的分量”。

“我一直在看他发给我的信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 余瑾毅 湖北日报记者

2月18日一早，一则消息在网络传播：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部门主任提醒我关注此事。11时许，我相继和武昌医院、武汉市卫健委和武汉市防疫指挥部联系采访，但都被婉拒。武昌医院则表示“大家心情都很差，没人能接受采访”。

我因自己打扰了正在悲痛中的人而愧疚，同时又因采访受阻而沮丧。几分钟后，我不甘心地又打电话给武昌医院，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打扰你们我也不想，可刘院长为抗击疫情付出了那么多，还有很多一直牵挂他的人，应该被他们知道。”大概我的坦诚打动了对方，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后，把副院长黄国付的电话给我了。

黄国付只告诉我，他正赶往刘智明住院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我火速出发，一路上，导航不断提醒着“您已超速”，可我慢不下来，早一分到达现场，信息量就多一分。

然而，现场气氛凝重，几乎没人说话。我只能靠眼睛“采访”了。我观察了约半个小时：住院大楼下站着10多个穿着蓝色隔离服、头戴手术帽的人，我推测他们是武昌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身边，有几人穿着黑色的便装、头戴手术帽，我推测是家属。从医护人员小心翼翼的程度和他们的肢体语言，我基本确定了那几位黑衣人是刘智明的妻子、妹妹和妹夫。

我谨慎地试探不会拒绝我的医护人员，在和几个人交谈后，我才粗线条地勾画出刘智明：刀开得好，为人正直，博士院长……直到送别时间即将到来，我才犹豫着走向刘智明的妻子。当我说完“您节哀，刘院长是位英雄”时，她没有拒绝我，而是滑动着手机告诉我：“我一直在看他发给我的信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当送别的人群散去，武昌医院一位医护人员没离开，她抬头看着蓝天，红着眼睛跟我说：“这样的天气，是他最喜欢的。”那次采访，我希望是疫情中最后一次送别英雄。

“能不能呼吁大家关注卡车司机”

■ 乔申颖 经济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