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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出现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清官以及以施耐庵为代表的小说家,与兴化的‘景范文化’密不可分。”郭保康肯定地说,近千年来,景范文化渗透到兴化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特别显著于吏治和教育。

　　兴化古为水乡泽国。从8世纪开始,兴化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便进入漫长的“治水”历史。宋天圣三年(1024年),范仲淹调任兴化知县。他来兴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治水。经过五年的曲折反复,水患被遏制,此前多年水涝灾害造成的社会凋零,很快恢复生机。史传,“流民返回兴化者众。”

　　一个社会重新回到安定的生活秩序中,不仅意味着丰衣足食,而且意味着一种社会伦理的安稳。回到兴化的农户,由于感慕范仲淹,不少人改宗范姓。任职兴化五年,范仲淹殚精竭虑,筑海堤,兴学校,定礼俗,敦民风,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文明进化。而这以后,范仲淹的影响一直是兴化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兴化人用各种方式怀念和敬仰这位先贤,形成了独特的景范文化。

　　如果说,郑板桥崇拜范仲淹、模仿范仲淹还有迹可循,将施耐庵扯上范仲淹就显得有点牵强。但兴化人自会附会——范仲淹在兴化任上,在城南建了两座亭阁,取名“沧浪”和“濯缨”,并且赋诗其上,“素心爱云水,此日东南行。笑解尘缨处,沧浪无限清。”范仲淹以治水为契机,为兴化创造和凝聚了一种“水德”文化。施耐庵创造的不仅仅是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更在于从“替天行道”中体现为民立命的道德情怀。“水德”再次经过文学,化出“忠义”主题。从这个意义说,施耐庵并非横空出世,也是其来有自。

　　“谁说施耐庵不受范仲淹的影响?”任祖镛说,《水浒传》开篇“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中,正是范仲淹为民请命,皇上才命张天师“祈禳瘟疫”,也才引出后面的故事。“《水浒传》中的范仲淹,是位虚构人物。既是虚构,便可用张三李四之名,为何偏用范仲淹?……”

　　此说法倒也不算强词夺理。但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文正公,影响的不仅仅是兴化一县之人。后来者如郑板桥、施耐庵,自然可能受其感召,而他们的后来者,同样也在感慕郑板桥和施耐庵。就像兴化寻常人家在书房内挂上临摹的板桥字画一样,虽是伪作,亦无伤大雅。就像农妇热衷于写小说一样,即使鲜有读者,她亦自得其乐。这历史的传承,就是在这点点滴滴之中。人心向善,也是这个意思。（记者朱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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