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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对外合作的不断深入，我国少儿图书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关注。图为中外出版人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翻看中国的精品少儿图书。本报见习记者 杨志成 摄

　　1956年6月1日，团中央创办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北京成立。这是共和国第二家专业少儿出版社，从此形成了“南有上少，北有中少”的少儿出版新格局及“科普读物找上少，思想教育读物找中少”的少儿读物内容新格局。

　　1960年2月26日，针对1957年至1959年全国少儿读物在品种、质量和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如3年出版了5937种少儿读物，总印数1.89亿册，虽然品种、印数增加显著，但思想性、艺术性不高，知识读物缺乏，文学读物题材面窄，低年级和学龄前读物、画册少，农村少儿书少，印制质量差、图片不清等，文化部党组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联合向党中央呈送了《进一步改善少年儿童读物的报告》，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1960年3月5日，党中央同意并向全国批转了这份报告。1960年至1965年，全国共出版了少儿读物4967种，总印数2.73亿册，少儿读物的出版质量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从1949年10月1日到1965年12月，新中国成立16年，有了自己的少儿出版业。16年间，全国共出版少年儿童读物19671种，其中新版10723种，总印数6.71亿册，总印张10.48亿印张。16年间，全国涌现出了一批深受少年儿童读者欢迎的优秀儿童读物和作家。如儿童文学读物中，有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华山、刘继卤的《鸡毛信》，秦兆阳的《小燕子万里飞行记》，贺宜的《小公鸡历险记》，洪汛涛的《神笔马良》，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任德耀的《马兰花》等。低幼读物中，有张士杰的《渔童》，方慧珍、璐德的《小蝌蚪找妈妈》，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三毛迎解放》等。科普读物中，有高士其的《细菌世界探险记》《和传染病作斗争》，以及郭沫若作序，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华罗庚等几十位科学家撰写的《科学家谈21世纪》等。特别是1960年7月，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开始出版中国少儿科普读物的扛鼎之作《十万个为什么》，用少年儿童最喜欢的问答式体例收集了1484个问题，仅1960年7月至1964年4月，总发行580多万册，有19个省份租型，并出版了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等文版及盲文版，版权输出到越南、印尼等国。

　　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新中国的童书业，伴随着共和国初创的豪迈步伐，脚踏实地地起步了。

　　改革开放：

　　童书出版飞跃成长

　　1966年，“文革”开始，这使刚刚起步的新中国童书业遭受极大的损失，童书业停步了，出现了新的严重的书荒。“文革”后期，全国各地要求恢复童书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对少儿出版予以了极大关注。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以后，根据“旧书也可选一点好的出版”的指示，被停业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部分工作人员，奉命从“五七”干校回京，成立图书清理小组，着手清理“文革”前图书，准备重印。1975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开始恢复出版业务，全国各地方出版社也逐渐恢复少儿读物的出版业务。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我国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一声春雷，带来了我国童书业飞跃发展的春天，经历过新中国初创时期起步和“文革”时期停步的少儿出版，发生了根本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少儿出版发生了四大变化。

　　变化一：中国少儿出版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厚爱，成为得道多助、厚重发展的出版文化产业。

　　1978年5月初，“文革”后恢复设置的国家出版局邀请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出版社座谈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对全国少儿出版中的问题进行疏理。1978年5月28日，国家出版局委托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召开少儿作家座谈会，会议呼吁作家们打破精神枷锁，拿起笔来，为孩子写作，把孩子们从书荒中救出来。1978年10月11日至19日，国家出版局在江西庐山召开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座谈会，这次庐山会议是一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勇闯禁区、迎接少儿读物出版春天的标志性会议。会议制定了1978年至1980年3年重点少儿读物的出版规划，提出了1979年“六一”儿童节前出版1000种少儿读物、3年内出版29套丛书的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和全国少儿出版工作者的努力下，这一目标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