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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是我国在互联网时代创新制定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ISLI标准，并于2014年创建了国际插画平台助画方略公司（lllusalon）。2015年10月，助画方略公司与法兰克福书展联手创立了全球插画奖。2016年6月，全球插画奖正式向全球发起征集。2016年9月，大奖组委会征集到了50多个国家逾万幅参赛作品，并将获奖作品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展出。助画方略公司推出插画师服务平台，为插画师、出版社、作者、作品等提供全球性的原动力。

　　标志之六

　　国际合作异彩纷呈

　　我国的童书出版国际化发展很快，已经不是简单的你卖我买的版权贸易的单一模式了，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模式。

　　一是合作出书。例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把波兰画家麦克·格雷涅茨请到南昌，整整6个月，合作出版了《好困好困的蛇》等一批图画书；与日本铅笔画家木下晋牵手，合作出版了图画书《熊猫的故事》。来自巴西的安徒生奖插画奖获得者罗杰·米罗与曹文轩合作创作出版了《羽毛》《柠檬蝶》等图画书。英籍华人插画家郁蓉与秦文君合作创作出版了《我是花木兰》。西班牙插画家哈维尔·萨巴拉与金波合作创作了《我要飞》。阿根廷插画家耶尔·弗兰克尔与张之路合作创作了《小黑与小白》。这些图书质量上乘，国际影响力大。合作出书，是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二是合作办出版公司。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与国际出版机构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合作，2011年成立了北京二十一世纪麦克米伦文化公司，出版了“不老泉”系列等图书。这是一种重要的出版机构之间的合作模式。

　　三是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与德国的青少年文化研究院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与德国的蒂奈曼出版社结为兄弟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聘请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亚当娜做总社的战略顾问。

　　四是举办中国的国际童书展，设立中国的国际儿童文学大奖。2013年，我国上海设立并举办了首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CCBF），在亚洲乃至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14年，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把原先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升格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不仅向中国的优秀作家颁奖，而且也向优秀的外国作家颁奖。举办中国的国际童书展，设立中国的儿童文学国际大奖，非常重要，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童书出版的国际形象。

　　五是走出国门，构建“一带一路”童书出版平台。“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我国童书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2015年8月27日，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并购了澳大利亚新前沿出版社，成为我国第一家并购外国出版社的专业少儿社，把中国童书出版的触角伸向澳洲市场。2015年8月28日，接力出版社成立了埃及分社，这是我国专业少儿社首次在国外建立分社。2015年9月3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与黎巴嫩数字未来公司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合资成立了时代未来有限责任公司，迈出了推广“丝路童书国际合作联盟”的第一步。

　　标志之七

　　儿童阅读的春天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儿童阅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期，迎来了阅读的春天。据2018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权威发布，我国0—17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0.4%，人均图书阅读量为8.91本，与新中国成立之初17个孩子1本书相比较，毫无疑问，今非昔比，天壤之别。我国的儿童阅读的春天，是由“三大推动”带来的。

　　一是国家推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国家推动毫无疑问是强有力的“第一推动”。中宣部在“五个一工程”奖的图书奖中，专门设立了儿童文学图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书的门类；在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中国好书”月评和年评中，专门规定了童书的获评比例，并在每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中国好书”颁奖晚会上重点推介。在所有国家级图书评奖中，都凸显了童书获评的比例。国家新闻出版署也联合各部委用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实体书店的存在和发展。

　　二是社会推动。社会推动，指的是社会团体、社会机构对儿童阅读的推动。中国版协、中国作协等，都结合自己的社会分工、社会角色、社会特点，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强、社会效果好、生动活泼的儿童阅读活动，如“少先队读书活动”“女童阅读活动”等，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合力，打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和阅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