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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完剪纸大娘，张同道发现自己“回不去”了。“我本来想回头再搞我的文学，谁想到却和纪录片私奔，浪迹天涯。”直到2018年完成了《文学的故乡》，拍摄了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阿来、迟子建、毕飞宇等六位作家，张同道才觉得自己是“用纪录片方式重回文学故乡”了。

　　1999年，张同道决定自己动手拍摄。拍什么呢？那一阵张同道一下班就骑着自行车四处串，寻找可拍摄的题材。骑到故宫门口，张同道停住了：拍个故宫守门人？“你想想那样的场景，”张同道双手化作故宫大门：“夜深人静，故宫守门人慢慢把大门关上，灯光熄灭；清晨，大门缓缓打开，金色的阳光与朱漆大门汇合的瞬间，画面非常美好。”但可惜这些镜头的拍摄需要通过太多的关卡，几番沟通无果后，张同道又回到了胡同里，继续找选题。

　　1999年的秋季，北京城笼罩在金色的阳光下。这天，张同道骑车来到了西海前沿。一个小广场上，一些居民在打太极拳、练剑、跳秧歌。“这里就是北京著名的西海，往前走就是银锭桥，百姓生活是这样的真切。我觉得我该拍一拍北京市民的生活。”

　　张同道爬上了一个六层楼的顶层。点选好了，他又敲定了以一个居委会为切入点拍摄的方案：“居委会有故事，能撑得起一个纪录片。”蒋养房居委会这时进入了张同道的视线里。跟居委会苏主任商量好后，张同道和团队就开始跟拍。

　　人物出场想别出心裁是很困难的。可开拍第一天，这个独特的出场方式就自己跑出来了。那天张同道在西海边拍摄，一对中年人举止亲密如恋人。“我就嘱咐摄影师拍这个镜头。”刚拍了不到5分钟，一个女人从远处跑来。男子看见掉头就跑，两个女人直接扭打起来。“这个时候，居委会苏主任正好入画！这样一个强烈的戏剧性的出场方式让你编你都编不出来吧？所以我常说，生活的想象力比编剧更丰富！”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张同道跟拍了很多琐事，如发耗子药、国庆扫街、调解家庭纠纷等。正在这时，恰好北京市居委会开始选举，蒋养房居委会正好是试点！“多幸运，这样一个新鲜事，深刻反映了社会变革，给我的纪录片提供了主干故事。”

　　最终48分钟的《居委会》当年入选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我本以为这是张同道的得意之作，但他却摇摇头，“以今天的角度看，这部纪录片有不少缺陷，最大的问题在于人物性格不丰满。”张同道总结，很多时候摄影机被事件拽着走，但忽略了这些人的性格和命运。“这使得人物不立体，如果我现在拍的话，一定不是这个拍法。”

　　客观地分析作品成了张同道的一贯态度。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评判自己的《白马四姐妹》为“一部失败的作品”，因为这部纪录片迎合了当时的老少边穷口味，但深度不够，且拍摄成本太大。“现在我已经不太在意奖项，不需要用别人的肯定来确定自己是否是对了，我首先要让自己满意。”

　　说这话的张同道上身穿着棉麻长袖，没有中年人惯有的臃肿，背后的墙上挂着“道法自然”的书法作品和老子骑牛的画作。趁他接电话的空，我巡视他的办公室，陈设简单，除了书架和必要的家具外，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奖杯台。只有窗台上放着一个新获的证书，和几件小工艺品，散落着，看上去还没来得及处理。

　　张同道的办公室里藏书甚多，大多书脊朝外整齐排列。在顺手就能拿到的地方，是中国电影之父黎民伟的传记，但封面朝外。黎民伟是他正在拍摄的纪录电影《追光万里》的主人公之一。如今张同道在纪录片领域同样取得了很多成就——换句话说，他当初的选择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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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场是我们的使命”

　　“现在想看的人大概是3500场，大象点映的工作人员现在每天睡六个小时是最高期望……”张同道开着免提说道。这些天的电话，十有八九是记者采访《零零后》的一些情况。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张同道说，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中国，这样的纪录片就该有这样的关注度，只是观众和业界没有适应而已。“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以我们的发展之快，转型之艰，随便的一个侧面就是纪录片的好题材。然而，到现在为止，真正留得下的纪录片还不多。我们的纪录片人配不上这个时代。许多重大事件发生时我们并不在场。”张同道眼里，纪录片人的第一责任是记录，“这是一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