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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论及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精辟地指出：“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到自身，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把自己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12]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生产起决定性作用，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反之，消费又能促进生产，刺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因此，马克思把消费视为生产的内在要素，而生产则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无论如何，消费不可能代替生产，没有产品的生产，人们的消费就会终止。

1972年，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专辑》上还发表了一篇《媒介的挽歌》（Requiem for the Media）的文章，批判马克思的所谓经济“还原论”或“生产力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媒介理论”已处于末日。“这位蒸汽机和铁路同时代人的精神，在他的有生之年随着电报的出现已经过时”，“马克思对生产的唯物主义的分析中，几乎将生产力定义为一个被授予特权的领域，其中的语言、符号和交流通常都被排除在外了”[13]。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无法反映“消费社会”与“符号社会”的特征，不可能成为消费社会的逻辑。这一结论离开了社会消费的核心和常识，即人们购买商品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享有其使用价值，这种价值是由物质加工和制造出来的，这个物质第一性的原理是无法否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强调，商品首先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14]。人们消费商品正是为了追求使用价值，让物为消费者的“衣食住行用”服务，物质第一性与人的这种关系，在商品交换中具有决定性意义。马克思没有忽略人与物的抽象关系，即人对物的认识和情感反应，但它们始终从属于物的存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此有许多论述。

显然，面对丰盛的商品、社会和人们对各种物品的消费，鲍德里亚把物的存在和物的效用这个第一性的范畴丢在脑后，而把人们对物的意义的认识这个第二性的东西摆在首位，甚至把它视为消费的唯一价值，从根本上背离了辩证唯物论的精髓。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指出：“鲍德里亚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决裂的基础就在于他认为社会发展的阶段就相当于拟像的秩序，或客体得以复制的形式……鲍德里亚的这一思想是一种幻觉，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还是由资本和生产决定的社会，人们难以逃脱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15]鲍德里亚把消费视为比生产重要，甚至可以代替生产，是他的符号消费理论的根本性错误。

鲍德里亚深受现代符号学的影响，把符号视为商品的主导价值，实际是在消灭商品的基本属性，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却被误认为是“消费物之间有了相互替代的功能”。即“当物品过渡到符号时，所有的物都可以代替对方。这种另类生产的意义，不管是人类生产史或是人类文明史都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16]。这种理论幻觉，把物品和物品的象征、把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混为一谈，在传播学界很流行。把消费符号和商品的文化意义视为高于物质意义的看法，一直统治着人们的头脑，由此推导出来的“作为一种积极的消费行为，用符号来确定价值的存在与否，这本身就是消费的本质属性”[17]的结论，完全颠覆了马克思的生产决定消费的理论。

三、“符号消费”论的虚幻与认知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