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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负面新闻的消极作用对青少年传统道德价值标准的强力解构，对道德价值评价的“低俗化”“平庸化”冲击，必然导致青少年道德价值行为选择的非理性化、唯功利化。对花边新闻的追新猎奇、对丑恶事件的津津乐道、对各种坏消息的无限夸大、对金钱权力奢靡的顶礼膜拜，把腐朽的东西当作神奇、把低俗的东西当作高尚、把被谴责的东西当作效仿的偶像，道德的价值内核被无情消解、道德的精神支柱被迅速蛀噬、道德的正向航标被刻意偏离，奢靡的“生活”让人神往、物质的“魔法”让人颠倒、金钱的“奥秘”让人狂想，一切以实际效益、实际结果、实际获得等功利性价值为衡量尺度，功利的幽灵游荡在青少年的价值时空，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中对对“仁”的重视、对“义”的关切、对“善”的强调、对“勤”的劝导、对“信”的崇尚、对“智”的培育、对“礼”的规制、对“新”的追求等，在功利主义的价值场域中，绝大部分被忽略、扭曲甚至拒斥。

二、网络生态异化与教育偏误：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困境

网络负面新闻为什么会对青少年产生严重影响，而青少年为什么会对网络负面新闻产生一定的偏好，除了与青少年的生理、心理、阅历、知识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以外，还与网络生态异化与教育偏误等客观因素密切相关。

（一）网络生态异化与道德主体的危机意识

现代技术在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人类主体制造了一种具有强大驱使力量的“无形框架”，这一框架被海德格尔称之为技术的“座架”，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座架”消弭了人的自主性、能动性，由于经济利益和逐利价值观的内在驱使和强烈冲动，人的自我确证被技术确证所替代，人的内在力量被技术力量所展现，人的行动甚至生活方式受到技术的支配和统治。[2]

近年来，网络技术的“座架”效应使网络生态严重异化，网络主体被网络技术的巨大能量所淹没，处于技术“座架”中的主体在不断发展的技术“魔力”的驱使下展现自我，在不断塑造自我的过程中消解自我，自我在网络技术座架中不再完全具有“人”的要素而是作为一种资源进行“经济学”的模型运作，自我的道德框架在不断解构中以碎片的形式到处游离而难以整合，道德主体的危机意识不但没有被唤醒和强化反而愈来愈淡薄甚至严重缺席，尤其是网络负面新闻的过分泛滥，带着不同目的和动机的网络主体在利益驱使和技术掩盖下突破道德防线和法律底线导致网络生态呈现出不断恶化的态势，有毒有害信息泛滥成灾、各种侵权行为频频加剧、安全威胁防不胜防，网络生态伦理严重缺失、监督问责机制极不健全、共建共享理念尚未形成。青少年作为上网人数最多的网络主体之一，严重的网络生态异化和道德主体的危机意识的严重缺席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推进网络环境的“非道德主义”的滋生疯长，对青少年道德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

（二）网络负面新闻冲击下的教育偏误

网络负面新闻改变了传统教育的话语结构和教育功能，海量的信息、形象的展示、时空的超越使施教者和受教者的主体意识难以确立，这种难以正确认知和判断的困扰导致网络主体对“他人世界”和“自我世界”的不断地反思和追问，当自我从“自在”的状态逐渐成长为“自为”状态的时候，各种焦虑将会汇聚于“自我”而生成一种生存忧患，实质上，这种生存忧患源自于网络主体对历史意识、哲学意识、伦理意识、法治意识的严重缺失而形成的表象化、零碎化、肤浅化、霸权化。历史意识的缺席就会让我们忘记过去、失去根基而成为飘零的落叶；哲学意识的淡薄就会让我们失去对现实、未来的深层思考和正确判断而成为没有意义的苍白人生；伦理意识的不在场就会让我们因为“人性”的退隐而使人与人的世界成为狼与狼的拼杀；法治意识的空白就会让我们因为没有对法律的敬畏而胆大包天、为所欲为。

在对网络负面新闻的理性分析中，如果忽略了网络主体的历史意识、哲学意识、伦理意识、法治意识的培育，那么，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只不过是“聪明”的教育家们的一种主观“呓语”，近年来，我国从小学到博士阶段的教育都存在着历史、哲学、伦理、法律教育方面的严重偏误，从幼儿教育、义务教育到大学教育，历史学、哲学、伦理学、法律基础从未受到真正重视，作为通识学科，理应成为学生修身立德的终身必修课程，但是，却在各个层次的学校遭到冷落，理由是这些学科无法给学生带来“短平快”的技术专长、就业砝码和功利价值，尤其是大学教育，工具理性消解了价值理性，“经济”之人替代了“思想”之人，缺乏历史、哲学、伦理、法律的意识和思维，缺乏对过去、现实、未来的认知和判断，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在网络世界尤其在网络负面新闻的过度喧哗中始终处于尴尬境地。

三、从道德认知到商谈伦理：青少年道德教育的路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