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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负面新闻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影响(3)

如何消解网络负面新闻冲击下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困境?培养青少年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是迎接挑战的基本前提,改变传统道德教育中的道德命令,在网络时代探索商谈伦理的教育方式是克服困境的主要路径。

(一)合力净化网络道德空间:青少年道德认知教育的宏观场景

道德认知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对各种道德概念、道德标准、道德价值、道德关系、道德评价等的了解、认识和判断,它对道德主体的道德情感、意志、行为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在知、情、意、行的发展链条中,道德认知是逻辑起点。在网络道德失范的境遇中,青少年道德认知的碎片化、多样化催生出道德情感的冷漠化、非人性化;网络“他人世界”的冲击增强了道德意志的脆弱性和依赖性;过分的感性渲染对道德理性判断能力的弱化消解了青少年健康道德行为的养成和提升。因此,网络道德空间的净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种力量的综合集成。

网络社会实质上并不单单是指虚拟社会,网络社会中的道德行为反映并确证了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行为,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的道德规范具有同质性和同构性,不能把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片面隔离开来,不论在虚拟场域或现实场域中,平等原则、尊重原则、公平原则、共享原则等道德一般原则都是道德主体必须遵循的原则,近年来,各种网络法规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网络环境,比如,《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但是,网络生态的严重异化,需要依靠法律力量、道德力量等多种力量的协同治理;需要优化家庭、学校、社区对网络道德价值的合力培育,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对网络道德空间的强化引领,需要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道德楷模对网络道德行为的榜样示范。家庭美德教育在个体道德发展中发挥着“第一颗纽扣”的作用,良好的家德家风是个人成长成才的关键;学校道德教育在个体道德认知中发挥着正向疏导、传承引领的导向作用;社区公德教育在个体道德认知中发挥着场景体验、行为养成的实践优势;政府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政府工作人员的道德理念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发展趋势;企事业单位和各种社会组织的道德实践直接体现社会发展的道德水准。

(二)道德命令与商谈伦理:青少年道德教育的路径探索

网络的现代性特征已对传统的道德命令提出了严峻挑战,灌输性的、强制性的道德命令已不再适应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因为道德命令所蕴含的父权制、家长制理念建构了强大的“主人”话语体系,忽略了道德主体之间深刻的关系感,挤压了道德主体之间对话与思辨的商谈空间,压制了青少年作为道德主体的独立人格。在道德命令逐渐退隐的同时,商谈伦理已成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一种路径选择,网络主体通过真实、正当、有效的商谈途径,在价值多元中寻求最大包容度的道德共识,但是网络中的“商谈”不同于现实中的“商谈”,如何克服网络商谈的虚伪性、虚假性、谬误性和无效性,实现网络商谈的真诚性、真实性、正确性和有效性。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两种商谈方式,实现商谈的可行性和可信性,一是通过理性商谈,在理论上预设道德主体与社会世界的关系,二是通过实践商谈,在生活、生产实践中验证道德主体的行为是否符合在道德共识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规范。[3]理性商谈主要通过公共辩论的形式,在广阔的网络平台运用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论据,进行逻辑严密的理性论证,谋求多元主体的相互理解,达成相互认可的协议,形成共同遵守的规则;而实践商谈主要通过道德主体的实际道德行为,反映并检验道德主体的内在理念和外在表现、言语陈述和实际行动是否分裂。只有实现了理性商谈与实践商谈的统一,商谈伦理才能真正成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有效路径。[4]现实生活中,如何进一步优化和提升商谈伦理的制度环境、技术环境、主体素质呢?一是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提升商谈主体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通过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在可公度的原则下,防止网络主体道德观念发生异化。二是要加强网络技术研发,净化商谈主体的技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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