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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典型报道作为无产阶级新闻学范畴中一道绚丽而独特的“风景线”，在我国革命、改革、建设等不同阶段承担着特定的历史角色和社会功能。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典型报道走过的风雨历程，展望典型报道未来的前途命运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构建意义重大。本文着重从话语变迁的角度切入，窥探了典型报道在几个重大历史转折点所呈现出话语变迁的历史轨迹，从中归纳出改革开放以来典型报道话语较之以前明显表现出逐渐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淡化政治说教色彩、回归人性和理性等变迁趋势。最后把视野转向当下试图在梳理近八十年来话语变迁的轨迹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以便与时俱进地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真实的、科学的、大众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

关键词：典型报道、话语变迁、当代反思、中国特色新闻学

前言

典型报道是中国特色新闻学范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新闻实践活动中所呈现出的一抹独树一帜的亮丽景观，在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种自成形以来便身担政治使命的报道样式之所以能在华夏大地上深深扎根，主要与中国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以及执政党的性质是密切相关的。该报道形式“鲜明而集中地代表着中国新闻实践的思维方式、逻辑基础、运作理念和历史传统，完全可以作为一窥中国新闻理论核心问题的切入口”[1]那么，究竟何为典型报道？甘惜分老先生在《新闻学大词典》里作出以下界定：典型报道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在中国，它是一种用来引导舆论、指导工作、催人奋进的报道形式，包括对人物、事件、经验和问题的报道。[2]由此观之，典型报道主要是通过对一个时期内具有高度示范性、指导性和代表性的榜样进行集中且深入的报道，树立起引领时代精神的典型标杆，号召广大群众见贤思齐，从而实现净化社会风气、维护治安稳定、构建和谐家园的美好愿景。

典型报道作为一种无产阶级新闻学的话语方式，背后体现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议程设置及其主流价值体系的舆论引导功能，这与以党同伐异、精英立场、追逐反常信息、追求经济效益为导向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下的西方媒体所呈现的话语体系截然不同。必须予以强调的是典型报道若想持续健康发展，需从话语变迁的历史纬度对其进行深入地梳理与反思，从中汲取成功的养分和失败的教训，以便与时俱进地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真实的、科学的、大众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

所谓话语，在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看来“话语即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3]由此观之话语与权力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需要，巧妙地运用典型引路的手段去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当然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工作重心的转移，树立典型的目的和标准也随之改变，典型报道的话语体系亦随之变迁。

一、延安整风时期：“典型引路”指导工作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初现雏形

其实，早在清末民初就已隐约可见典型报道的点滴印记，那些只言片语的报道还未成气候，直至历史的长河流入20世纪40年代，伴随着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席卷开来，新闻界也随之响应进行改革，由此才初现政治目的性极强的“典型引路”指导工作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

1942年延安展开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同年3月16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明确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3月31日，毛泽东同时任《解放日报》社长博古同志号召各方人士共计70余人来开座谈会为《解放日报》改版征求意见。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利用《解放日报》应该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好好利用报纸。”[4]上述领导人的话语一定程度上为“典型引路”指导工作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的大规模出现奠定了前提和基础。毛泽东虽未明确定义典型报道这种政治宣传色彩浓厚的报道形式，但他早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就点明：“一切宣传鼓动应顾到下述各方面：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传播...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可见善抓典型以动员群众、指导工作是毛泽东善用且惯用的宣传手段。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人对《解放日报》改版予以高度重视，目的之一便是以《解放日报》作为树立典型、呈现“典型引路”指导工作话语体系的强势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