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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冲击了长期极“左”路线的严重束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大作用。这一时期，对典型人物的选择突破了过去以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为主体的单一格局，转而向更加广阔的领域拓展，典型报道话语体系也随之呈现出突破“禁区”渐趋多元化的崭新气象。

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首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使得在文革期间“凋零”暗淡的科技和教育领域重新迎来了春天。天才数学家陈景润、两弹元勋邓稼先、为光电事业献身的蒋筑英等一系列知识分子典型被塑造出来，由此激发了全国人民积极追逐科学技术的炽热之心，“向科学进军”也随之成为当时最鼓舞人心的响亮口号。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工作重心从政治活动向经济建设转移，新闻媒体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推出一批在经济领域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领头羊”。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社员们打破常规，冒着极大的风险自发地、悄悄地实行了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使得当年的粮食产量获得大丰收。“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量有1978年的1.8万公斤猛增到6.6万公顷，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震惊四邻。”[23]在深入调研之后，一批主流媒体积极而谨慎地把小岗村的典型经验逐渐推向了全国。在《人民日报》的带动下，全国各级新闻单位逐步介入讨论、介绍、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典型经验浪潮中，“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广大农民的愿望。要稳定，就要解决不利于稳定的问题，在责任制建立初期，由于部分干部和群众对其性质认识不清，领导不力等问题...今天本报发表了莒县、兰溪、彭泽三个县从不同方面稳定完善家庭承包制的做法，可资各地借鉴。”[24]随着该制度推广各地媒体相继推出一批以陈志雄为代表的典型专业户们，从而推动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纵深发展。1984年，媒体为了配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决定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需要，审时度势地推出如马胜利、年广九、鲁冠球、关广梅等一大批冲在改革前列、敢想敢干的企业家典型，客观起到了解放思想、摆脱旧观念束缚、树立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观念之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个人主义、西方自由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潮随之涌入，再加之一些人片面理解了邓小平所言“黑猫白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的话语，致使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倾向，共产主义理想道德遭受到无情地贬低和嘲笑。面对这种不正风气邓小平强烈反对精神污染、反对把精神作品商品化的倾向，他指出：“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一项经常性、基本性任务。”[25]当时党中央急需宣扬无私奉献、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思想，媒体为配合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推出了诸如中国女排、朱伯儒、赵春娥、张海迪等充满正能量的多元典型人物来振奋、净化人们的精神家园，典型报道话语体系也日渐多元化。

该时期典型报道的话语不仅呈现出日渐多元化的特征，而且还突出了人性化的特点。所谓人性化是指这一时间段塑造的典型人物逐步褪去一味追逐“高大全”“一好百好”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转而开始呈现出可亲、可敬、可感、可学，更接地气、更“人性化”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邓小平曾指出：“宣传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及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26]在中央领导人的指导下，曾经极力造神、不接地气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逐渐回归人性，渐趋人性化。

当时由中国青年报记者郭梅尼所写道典型人物通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并没有把身残志坚的张海迪“神化”，而是真实地描写了这位残疾姑娘坎坷复杂的心路历程，可见该时期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开始摆脱“文革时期”事实为政治服务极端畸形的僵化状态，逐渐显现出多元化、人性化的勃勃生机。

五、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贴近生活”更有“温度”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日渐完善

进入新世纪以来（2000至今年）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呈现出日渐多元化的态势，受众的自我意识显得更加强烈，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典型报道话语体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党的十六大以后确定了新闻宣传必须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工作原则“。“三贴近”原则的提出对典型报道影响深远而重大，一方面，它从观念上强化了事实求是、以人文本“典型观”的要求，尊重了群众在新闻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它也从方法论的层面对典型报道提出了具体要求，既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又要注意报道的方式方法，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