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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4月1日，《解放日报》风风火火、大刀阔斧地展开了极具创新与胆识的改版实践，此次改版摒弃了一味效仿《真理报》面向世界办报的不切实际的保守做派，转而走上了反映根据地军民日常生活的康庄大道。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经济严重困难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党中央为组织和引导军民积极投身大生产运动中，极力号召记者们走向群众，寻访楷模。自此，一个又一个符合时代需求的典型人物便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典型人物便是被冠以“模范劳动英雄”称号的吴满有。1942年4月30日，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解放日报》把一位普通的农民耕地种田多的事迹刊登在头版头条如此显著的位置上，这在我国的报刊史上可谓破天荒之现象，由此也拉开了我国典型报道的盛大序幕。此后该报不断推出一系列关于吴满有政治觉悟高、劳动经验足等诸如此类的消息、社论、通讯。记者莫艾还发表了《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的文章，其中写道：“找一个模范的、而且是为公众所公认的农村劳动英雄，很不是一件易事。自从春耕运动以来，我们就在村中访寻这样一个对象，好介绍出来，让大家向他学习，向他看齐。”[5]由此可见，作为中国特色新闻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背后所蕴含“典型引路”指导工作的价值归宿。

随后，工业上耳熟能详的典型赵占魁“中国式斯达汉诺夫”地位的确立，启发于毛泽东给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的一个电话：“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6]1942年9月7日《解放日报》刊登了由穆青和张铁夫所写的典型人物通讯《人们都在谈论着赵占魁》，称赞他为中国吃苦耐劳的产业工人典型。之后该报又对这位工业上的典型人物进行更为详尽的报道，随即赵占魁同志艰苦朴素、踏实肯干的工人形象便跃然纸上。此外，在毛泽东定制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方针的指导下，《解放日报》配合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发表了宣传大生产运动中大量反映工农生活的典型模范事迹。据不完全统计，仅 1943 年上半年《解放日报》上出现的模范人物多达 600 名以上。[7]在一个又一个典型模范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边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被广泛调动了起来，根据地经济封锁的难关也有明显的化解之势。另外，《解放日报》还刊登了大量反映根据地军民 誓死抵抗日军扫荡，现场感极强的通讯。

由此观之，在大生产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农业劳模、工人典范以及誓死不做亡国奴的战斗英雄都是该时期“典型引路”的主体，这些典型人物的推出直接为当时工作任务和政治方针服务。“典型引路”指导工作的典型报道话语在延安整风时期得到了强大行政力量的支持，这一点从以上所述的毛泽东以及中央领导人对于典型报道的相关话语可得印证。此外，从该时期典型报道数量、类型以及塑造典型人物强烈的目的性和指导性上来看“典型引路”指导工作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正是于延安整风时期初现雏形。

二、解放初期：扭曲事实塑造“高大全”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逐步扩散

新中国成立初期（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延续了革命战争时代的新闻之体管理模式，强调用思想、政治、群众运动、牺牲精神来改造世界，要求报纸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8]这一时期新中国实施了规模宏大的国民经济恢复建设、开展了“三反”“五反”、进行了英勇的抗美援朝运动、推进了土地改革和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制定了三个五年计划。在此时代背景下，运动典型人物群体比 20 世纪 40 年代丰富，但还是局限在单一领域，被塑造出“高大全”的特征。 [9]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毛泽东提出要：“重视典型报道...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表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运行...凡典型性的都应公开报道。”[10]1954年在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起草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也提出：“报纸应该积极支持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一切创举，注意宣传推广生产中的先进典型和重要成就。”[11]该时期典型报道以追求正面典型为主“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该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制邪气。”[12]在上述领导人对于塑造典型尤其是正面典型的相关话语指示下，媒体积极配合中央宣传政策需要推出了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典型个人、集体、事迹，以此激发人们克服困难、鼓足干劲、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随即掀起典型报道的一个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