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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后期） 期间“神化”“虚假化”“政治化”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走向极端。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江青（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十年内乱里，在极“左”思潮严重泛滥的政治环境影响下，新闻媒体实际上被林彪、“四人帮”所操纵，逐渐沦为他们摇旗呐喊、篡党夺权的政治工具。那些“阴谋家”们颠倒事实和新闻的关系，信奉那套“事实为政治服务”、“没有的可加上去”、“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等腐朽落后的新闻理论，践踏了共产党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当时，为了煽动极左思潮，推动“斗、批、改”的深入开展，林彪和“四人帮”极力塑造了一批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决进行阶级斗争、反修正主义潮流的典型人物，“事实为政治服务”极端畸形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随之肆虐蔓延。

文革期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实际上被“上纲上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路线所取代。把鸡毛蒜皮的问题上升到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来，把个人问题拔高到阶级斗争或者是路线斗争的高度上来，成为文革期间话语方式和认知理念的集中体现。借助行政或党的命令，大量跟进性报道，制造传播效果扩散或者借此发起政治运动，典型报道就从新闻的范畴演变成政治动员的工具。[18]而当政治力量畸形极端介入到典型报道当中，就导致典型报道话语体系的性质随之发生变化。

1973年底“四人帮”的亲信迟群、谢静宜发现了一个小学生表达对自己老师不满的日记，他们对那个小孩子说：“你反映问题不是你和老师之间的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19]12月12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加之为政治服务的长篇编者按语跃然于《北京日报》之上，编者按写道：“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的主要是“师道尊严”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修正主义的毒瘤远不止于此。”[20]随后在姚文元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该文章。黄帅同学也因此一跃成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典型“英雄”，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学生中掀起了“破师道尊严”的浪潮。直到1978年《人民日报》刊登《揭穿一个政治骗局——<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真相》一文一针见血地戳破当时“事实为政治服务”话语体系背后的阴谋。文中写到：“最近，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位小学生的全部日记，并向有关方面调查核实。调查结果证明，所谓《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完全是适应“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蓄意编造出来的，是一个政治骗局。”[21]可见，此次事件正是“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呈现“事实为政治服务”的极端畸形典型报道话语为阴谋家们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大造舆论的典型例证。

四、改革开放初：突破“禁区”渐趋多元化、人性化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彰显新气象

1976 年10月6日，罪孽深重的阴谋家“四人帮”被一举粉碎，这意味着“文革”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事实为政治服务极端畸形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就此走向终结。纵观中国悠久的历史不难发现，伟大的抉择总是出现于决定前途、命运的关键时间节点上。1978年12月18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必将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22]当时为了尽快纠正错误路线、尽快该改变一穷二白的经济状况，尽快满足人民对物质生活的向往，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果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转而将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