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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中提出实施“农村服务年”，紧紧围绕建立健全农村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结合村村通工程，提高农村广播影视人口有效覆盖率，让广大农民群众能够享受到、享受好基本的广播影视服务。 2010年以来，加快构建农村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坚持基础设施建设与内容建设并重成为全国广播影视工作的重点，电视的技术发展从覆盖推广正式转型为服务提升，从宣传信息转化为公共服务。一系列对农服务节目和扶贫系列报道，真正发挥了广播电视助农、惠农的渠道作用，也体现了广播电视的受众观从以往的精英化向大众化的效果转型，进一步提升广播电视实现社会建构和民族凝聚力的信息渠道功能。

余论

基于“传播理念”的桥接和媒介社会学框架的方法路径，70年来我国广播电视的变迁历程整体呈现为出以理念嬗变为源头的结构化变革与实践：一方面对广播电视作为媒介本体定位的认知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对广播电视参与政治话语生产和公共服务导向的效果把握逐渐趋于理性。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较长的时间范畴内经历了以广播电视为核心的媒介技术的发展，为广播电视发挥服务国家话语表达、建构公共领域提供了绝佳的契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自2000年末以降，媒介技术迭代速度的加快，尤其是超越单纯媒介形态的复合融媒体、智能互联和人工智能媒介技术极大拓展了“媒介”公共领域的空间，也显著挤占和分流了大量广播电视的传播空间。“阵地”本位意识的回归、“品质”为立足点的运作、“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效果衡量，既是广播电视面临新兴媒介语境下的主动转型，也显现出面临巨大技术变革和受众市场竞争冲击下一种强烈的“自我保护主义”消极防御态度。

“传播理念”从本质而言是一种政治导向的媒介塑形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广播电视在发挥“喉舌”和舆论引导方面确立了绝对的核心和主流地位，而得以形成以“广播电视”为主体的“传播理念”演变轨迹。但在多元的媒介技术语境下，我国主流话语的“传播理念”不应再固守于“广播电视”传统单一、界限分明的媒介形态观，而从更为开放的“大视听”媒介形态重塑主流话语的“传播理念”。近年来“中央厨房”、“融媒体”等中央级媒体的先行实践可视为新媒介语境下“传播理念”的跨越式发展。这些理念跳脱出传统“广播电视”的媒介形态，以更为包容的态度接纳新型社会化媒体和以短视频为具体样态的视听传播形态，在社会议程植入、理性舆论引导等方面积极主动回应并参与多元媒介空间中的话语交互，可视为广播电视在大视听、新视听传播格局中传播理念相对积极且有持续性发展空间转型新起点。

注释：

这些著作包括1972年发表的《广播电视业的外部影响》，1973年的著名论文手稿《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1974年的论文《电视暴力：犯罪、戏剧和内容分析》、1975年的论文《作为传媒的电视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等。

黄典林：《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路径：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例》，《国际新闻界》，2018年06期，第76-77页。

马庆：《论媒介社会学研究的正当性及理论意义》，《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04期，第176页。

中央广播局：《广播通报》，第1卷第10期，1950年5月1日编印。

梅益：《各级领导机关应当有效地利用无线电广播》，《人民日报》，1950年6月8日，第2版。

参见赵玉明（主编）：《广播电视通史》，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页。

中央广播事业局办公室：《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文件选编》，1982年版，第15页。

李里峰：《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93页。

毛泽东：《<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人民日报》，1957年6月14日，第1版。

赵玉明（主编）:《广播电视通史》，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4年版，第305页。

中央广播事业局办公室：《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文件选编》，1982年版，第316页。

赵玉明（主编）:《广播电视通史》，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4年版，第318页。

卢克勤：《广播电视——强大的现代化信息传播工具》，《广播与电视技术》，1983年05期，第1-5页。

赵玉明主编：《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297页。

赵玉明（主编）:《广播电视通史》，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4年版，第391页。

“广电总局: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1月4日在京召开”，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2年1月9日，

“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中国新闻出版报，2015年1月9日，

“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人民网，2017年1月5日，

“2018年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工作会议召开”，中国记协网，2018年1月6日，，转引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引自《京津新闻工作会议关于（新闻工作）统一与分工初步意见摘要》，载中央广播局《广播通报》，第1卷第7期，1950年4月2日编印，第2-3页 。

参见梅益：《“要学会自己走路”》，载《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09-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