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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间，广播电视被定性为“阶级专政工具”，其间广播电视理论研究陷入停滞，但广播电视在技术研究方面有所发展，尤其围绕“农村有线广播网”的建设推进，相关的政策和调研报告纷纷出台。1968年随着调频广播技术的发明，广播技术理论在1973年出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电视技术的推广，1966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开始启用黑白录像机，电视相关的理论调研活动有效指导和推动我国电视传播的发展。电视的理论概述文章《工业电视发展的现状及其应用》（段里仁，1974）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广播电视技术也有所推进，广播“村村通”工程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电视技术研发逐步推开，为“文革”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广播电视理论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4、起步时期广播电视研究的特征

起步阶段的广播电视研究，对当时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历史背景的影响，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研究特色。阶级斗争论、政治意识形态化、现实主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理念。缺乏个体话语和美学建构，其研究标准是以是否符合当前政治斗争的需要，甚至走向“左”倾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研究的极端化。1966年4月，北京电视台播出纪录片《收租院》，尔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系列文章强调，纪录片表现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革命主题。现在看来，这些文章形而上学，缺乏研究张力，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起步阶段广播电视的理论研究在思路上基本沿袭新闻理论和艺术理论的路径。研究对象主要是来自于业界的操作和实践经验，内容主要停留于描述层面，尚且缺乏学理性研究成果，理论研究基本处于一种自发状态。 但应该看到，这同当时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和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起步时期的广播电视研究为后来的探索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温济泽、康荫、左漠野 苑子熙、裴玉章、周峰、许欢子等学者开启了中国广播电视研究之先河。

二、新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探索时期（1977-1991）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彻底否定了过去对广播电视“阶级专政工具”的定性，从尊重媒介规律和传播效果的角度制定了诸多有利于推动广播电视发展的举措。从“农村网”的推广到“四级办”广播电视，再到调频广播、卫星频道等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技术、管理决策的实施。广播电视自身特征突出，节目体系建设基本成熟。我国广播电视在这一阶段实现迅猛发展，初步奠定了民众心目中以及理论研究“第一大核心媒介” 的地位。随着党中央对广播电视性质功能认识的进一步成熟，广播电视性质功能等定性理论逐渐清晰并初步搭建起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科学框架，推动广播电视学术研讨和活动的常态化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广播电视理论的学理化进深，广播电视学开始自立于各个社会科学学科之林 。

1、 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体系的顶层设计逐步完善

我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与广播电视政策理论一脉相承、相互支撑，成为具有中国特色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传统。广播电视事业方针政策的话语影响力引领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广播电视方针政策陆续出台，初步形成了以广播电视功能属性理论、广播电视媒介生产理论和广播电视艺术理论为代表的三大理论框架。

1980年“自己走路”方针的再次明确，摆脱了广播电视理论研究附属于报纸、新闻学研究的片面思路，真正开始将广播电视作为独立的媒介系统进行符合其传播规律和社会价值的理论研究。1983年4月全国第十一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了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广播电视宣传改革的理念，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提供了鲜明的研讨方向，以新闻改革为主体的广播电视改革成为研究热点。1988年吴冷西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议上讲话，专门探讨建立新的广播电视新理论体系。在本次年会上，陈尔泰发表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类型》演讲，首次全面系统地以较为宏观的视角总结梳理了当前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几种类型，为即将启程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思路。同年首届“关于广播电视性质、功能和任务”理论研讨会在京举行，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进入理论体系建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