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盼资讯网移动版

二是广播电视频率频道专业化建设。早在80年代起中央电视台就开办了少儿节目，80年代后期开办经济频道，至2003年新闻频道的开播，经济频道、少儿频道的改革，频道专业化的浪潮迅速在全国电视行业中兴起。广播方面，自2002年起，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首进行以“频率专业化、管理频率化”为核心的改革也迅速启动，并形成了中国之声、经济之声、音乐之声等8个专业化频率。2002年，关于“频率频道专业化”的相关理论研究达到顶峰。

三是以“真人秀”电视节目掀起的泛娱乐化批判研究。这类研究源于2003年起以湖南卫视“超级男声”、“超级女声”等草根类歌唱选秀类节目所带动的全民选秀浪潮下的一种过渡娱乐化反思。

此外，对广播电视行业年度热点的总结式研究以及理论研究的再研究再此阶段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形式，为年度理论梳理总结、理论的回顾与在提高提供了一种宏观和全面的思路视野。《电视研究》在每年的1、2期刊发电视理论研究的年度述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将第一期的“聚焦”专栏设定为上一年度广播电视理论行业的综述研究汇总， 系统地总结上一年的广播电视热点。《中国广播》也在每年1、2期辟出专栏，刊载理论研究评析性文章。

3.互联网语境下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转型

“互联网+”、“三网融合”、“媒介融合”、“融媒体中心建设”等论题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

随着互联网、移动媒体、VR、AR等新兴媒介技术手段的推广与运用，广播电视面临着视听率下滑的危机与新技术介入、融媒体建设等新的挑战。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要及时回应，为广播电视在新媒体、多元媒介传播时代的内容生产、主流价值观传达和信任度研究等领域提供理论支撑，拓展和延伸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以来，全国公开出版有关媒介融合的著作40多部、在核心期刊以上发表这方面的专业论文500多篇。2010年起，为更好的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传授需求，广播电视的理论研究也紧密围绕“三网融合”、“数字化转型”、“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各方面展开。

我国广播电视等刊物在继承理论引导实践、探路实践的传统功能的同时，也引领理论研究的前沿探索。提出并探讨了“TV+”与“广播+”等互联网时代广播电视转型发展的路径理念。其中“中央厨房”的理论研究在2012年起步 ， 2017年达到理论研究的高潮，各个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广播电视借助“中央厨房”策略实现新媒体融合发展的转型路径建言献策。

2019年随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推进， “县级融媒体”理论研讨成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新兴热点，《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谢新洲，2019年）、《当前县级融媒体建设的问题思考与策略探究》（曾祥敏，2019年）、《5G与人工智能时代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关键点——以江苏邳州为例》（胡正荣，2019年）等理论研究文章充实与完善了这一决策的理论基础。

4、广播电视学术队伍壮大、各自特色鲜明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广播电视进入转型发展期，各种需要探讨的问题多、急需广播电视研究作出回应。此时，我国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媒体、高校，广播电视研究机构大量增加。2004年6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成立，时任总局副总编辑的黄勇兼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各省市自治区广播电视管理部门、媒体、各科研院校或前或后都建立了研究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到2019年全国与广播电视直接相关研究院所中心等550个左右。期间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全国广播电视研究队伍壮大，并形成各自鲜明特色。联合会下属56个二级分会和专业委员会、24个国家一级学（协）会，11个各类学术研究基地，涉及到我国广播电视业界和学界的各个专业领域。广播电视事业的繁荣也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据统计，全国有800多所院校办有广播电视专业，有3万人从事广播电视教学科研工作。各级各类管理机构以及各类媒体，有1万人从事研究工作，累计全国有4万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以管理机构、媒体、高校为代表的研究队伍，逐步形成自身研究定位和风格，共同筑就中国广播电视理论大厦。

应该看到，21世纪以来，我国广播电视研究的形式呈多样化，除传统表现形式外，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已成为广播电视研究的重要载体。早在2002年，央视国际网站在刘连喜的主持下，开辟了“电视批判”栏目，为电视研究搭建了网络平台。广播电视研究表现形式的现代化网络化进一步促进了理论研究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