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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户所处圈层差异。用户所处圈层决定传播势能的大小。网络中的使用者对应在现实社会是由处于不同社会位阶的个体和群体组成。经济收入、社会声望、职业等社会资本因素都影响着不同个体的信息传播势能，网络中存在个体间话语权力差异。例如，明星、学者等公众人物的信息发布总会有大量的跟随者，拥有1.11亿微博粉丝的明星主持何炅的信息传播力是只有几十到几百粉丝的普通用户难以匹敌的。

传播势能的大小决定传播声量的高低。央视、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传播声量明显高于地方级媒体，手握广阔的社会资源、身为官方主流媒体性质等先天性优势为其带来更大、更广的影响力，如权威般存在。农民、城镇等处于边缘的群体很难获得发声机会，即使有，也是喃喃细语，通常陷入“传播即消失”的境地。

3、资本引起的遮蔽

内容生产正前所未有的和资本紧密连接。一方面，资本能够为个体、优质内容提供展示价值的平台；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使其必然追逐价值利益，造成未得到资本青睐的内容与个体的遮蔽。

（1）无力的普通个体。在内容传播过程中，普通个体信息传播力常常是有限的。没有资本的推力、平台的支持、专业的运营团队，大多内容只是在自身关系圈附近进行传播，如同一颗扔向大海的石子，无法溅起水花，难以逃脱被海量内容淹没的命运。

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让普通人的内容生产也获得较平等的传播机会，例如快手平台宣称的“平等、普惠”价值理念反映在注意力分配上的内容生态多样性构建，采取去中心化的流量配比，使长尾内容占比70%，给予用户平等的传播权力，再普通的个体也有传播的权力。不过，以“去媒体化”为特征的新媒体看似能够为普罗大众提供均等的表达机会，背后也同样存在机构化、团队化运营的自媒体对流量的抢占和平台本身逐利本性下算法规则和运营模式造成的遮蔽。

（2）内容迎合受众消费偏好。短视频为中国新三农形象的展示与塑造带来可见性，向外界打通了农村空间，但农村空间可见性一旦被激活，资本随之侵占乡村空间或草根空间[9]。当内容追逐资本，迎合受众消费偏好，内容生产就会出现取舍，比如，夸张表演、吸睛内容占据主流，这无形中窄化了可获得的乡村信息范畴。

此外，资本影响下的内容生产遮蔽了乡村部分特质，被消费、被观看的是与“土味”、“杀马特”、“落后”等相关特质，而乡村原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惯习也不断向资本靠拢，以迎合城市受众观看偏好，从而影响了人们对中国乡村形象的完整认知。资本的入侵很可能导致三农短视频走上逐利的另一端，低俗、恶俗、猎奇的短视频不仅会歪曲外界对中国乡村的认知，同时也会影响乡村内部群体与外部群体的审美。

（3）机械复制式的内容生产。短视频平台是资本争相入驻之地，也是重新分配社会资本红利场，资本的入驻使内容创作带有为消费而生产的特性。商业化的内容生产是阿多诺笔下扩散技术带来的结果，内容生产也带有机械复制的属性。受到资本青睐的短视频内容有固定特征，有潜在、可遵循的规律，不同生产主体可以轻松按照同一内容模版进行流水线加工，正如抖音中的众多同质流行视频一样，拍摄者只需利用已有的技术模版表演固定动作，选取音乐搭配即可，不需要对视频艺术、音乐艺术、美学有专业性的掌握和较高的修为。机械化的内容生产抹杀个性化特质，内容愈发同质化，不仅在调性上同质化，具体内容也愈发套路化。例如，三农短视频中有大量雷同的吃播视频，不同的只是辣椒面、巨型肉皮冻等食物的选取。

4、文化惯习带来的遮蔽

布尔迪厄认为，惯习是群体或个人的实践机制，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10]。惯习是个人能动性和被结构决定的无意识的平衡点。身处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实践机制。

（1）文化惯习下农村题材表达偏好。城市与乡村分别处于不同的文化领域，有着不同的文化惯习。农村在利用短视频进行呈现时，更多的是在展示娱乐化内容，农村风景、生活日常的图景逐渐被展现，降低着城市对农村的陌生感。但农村群体利用短视频进行自我表达的过程中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在表达视角上还未能给予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例如教育的凋敝、生活环境的污染、基础建设的破旧、交通秩序的混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