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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惯习带来的表达上遮蔽性正慢慢有所改变，比如，2019年，快手上一则安全帽视频走红网络。发布者是一个用户ID为“小眼哥阿群”的农民工，他在快手平台揭露了工地上的安全帽规则——一线工人、工长或领导、甲方所使用的安全帽在质量和价格上有等级差异。这类视频的出现可以让社会关注到农民工群体背后的生活现状，也体现出这一群体在短视频媒介使用上开始注意到反映切身利益、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之中。

（2）投靠主流文化。三农短视频中许多内容表现出农村群体对城市主流文化的追求，通过山寨性的模仿达到与都市叙事接轨的效果。山寨模仿包括在乡村场景进行影视作品经典场景与对白的重新演绎，例如快手账号“叫我三炮”中带着杀马特式斜刘海红色假发，表演电影《小时代》中的对话；此外，对城市生活场景的模仿也是对主流文化的向往与投靠，比方说在乡间田野跟着电子音乐蹦迪、跳鬼步舞，在乡村上演维秘走秀等。对城市文化的模仿与投靠一方面是一种再创造，但由于此类短视频数量的短时激增，挤压了农村原生文化的展示空间， 某种程度而言是对农村原有生活方式与理念价值的一种不完全表达，一种主客观遮蔽。

5、媒介框架造成的遮蔽

D·桑德斯认为，媒介框架是进行选择的原则[11]。媒介在信息生产过程中选择性处理海量事实并通过符号体系建构意义与话语。传统媒体和社会化媒体由于媒介性质、功能定位与媒介立场不同，在三农内容的生产框架上有着明显的选择差异。

（图11 人民视频等官方平台的“三农短视频”内容提要词云图分析）

（1）不同媒体机构不同的报道主题选择带来的遮蔽。不同媒体都有自己对于媒介内容的选择，比如说以UGC为主的平台与以PGC为主的平台其媒介框架不尽相同从而带来了一些内容被呈现，一些内容被遮蔽。 例如，低门槛制作、社会化传播使得UGC类短视频能深入乡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微观层面和平民视角呈现农民生活百态、原生农村风光、民风民俗。不过，选择即意味着舍弃。短视频在农业政策解读、农业经济现状等宏观问题内容上是缺失的。

UGC短视频的拍摄主体以个体居多，是个体在技术赋权下的呈现狂欢，内容以个体视角为主，聚焦生活日常、田野风光、家长里短。此外，短、平、快的技术特性要求使得短视频平台的三农议题在单一视频中呈现的体量较小，短则十几秒，多则不超过几分钟。

不同媒介在报道上由于技术逻辑、媒介机构性质的原因，报道主题有限。官方媒体报道在政策性解读与新农村建设成就上更加丰富，在叙事采用宏大视角。例如，航拍新农村全景、专访作为典型塑造农村代表、科普农业科技。

（2）不同媒体机构不同的报道方式引发的遮蔽。短视频平台的草根性质使其聚集着大量乡村群体，成为草根文化的展示主场。例如，吃播 、土味喊麦、农村“杀马特”文化等草根符号。这些草根符号的互动生成短视频平台上的三农议题领域的亚文化，是对精英文化的对抗与消解，也是平凡接地气的草根群体的网络文化狂欢。

而出于舆论引导、为社会发展注入正能量的党媒性质，官方平台在选取事实报道时关注事件本身的正能量性质。图11中，以官方平台三农短视频的内容提要进行词云图文本分析，“改革”、“趣味”、“振兴”、“新风”等正能量词汇高频出现。

（图12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平台代表短视频内容提要、主题类型等统计）

6、用户“消费展演”偏好引起的遮蔽

用户需求的差异带来不同的消费行为。后现代社会被丰盛的物包围，人们更加注重符号的消费。符号的消费的背后是个体或群体的位阶、品味、偏好等差异的体现。

（1）用户需求差异性与偏好。内容生产分众化、个性化趋势下，用户由于需求差异在寻找接近、观看信息内容是会有不同的倾向和选择，期待收获不同的媒介使用满足。三农短视频内容的受众包含农村群体、在城市中的农村人、城市群体。三种不同类型的受众在观看需求上存在偏好。农村群体积极利用短视频技术手段展现乡村生活、呈现自我，期待获得存在认同；在城市中的农村人如进城务工群体期待排解对乡村生活惯习、对农村原生文化、儿时生活的怀念，通过观看获得共鸣，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社会认同；城市群体身处快节奏的高压现代生活，期待精神紧张获得放松，寄托对原始乡村生活对向往；此外，还包括以围观心态观看的，为猎奇、土味内容所吸引，甚至抱有审丑心态的内容消费。